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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雪白血红

时间:2015年06月04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字体:

作者 王重旭



一、又一次成为名人

  2008年,对军旅作家张正隆来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他的新著《枪杆子:1949》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大报纸、网络媒体潮水般涌来,竞相对他进行报道和采访。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主办方的安排,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广州,坐到新华书店里,为慕名而来的崇拜者签名售书。从来不上网也不会打字的他,也在新浪网上建了博客。很显然,因为他是名人,所以有人帮他建。

  作为张正隆家乡的文学杂志《辽东文学》,想刊登他的《枪杆子:1949》的后记《身后有只狼》,于是我打电话给他。张正隆很高兴,说:“我是本溪作家协会的会员,发我的作品,我当然高兴,你就发吧。”但是,仅仅发一篇后记,很多人读来感到很不过瘾,还想知道这位生于斯、长于斯、坎坷一生、笔耕不辍的本溪籍作家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对我说:“你能不能也写写他?”

  是啊,我为什么不写写他呢?

  说来也巧,那天,也就是2009年清明节前的一天,张正隆从大连回到了本溪,而且还来到了文联。

  和我一样,文联这座小楼曾是他当年向往的地方,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和在他成为作家之后,甚至在他那些艰难困顿的日子里,他都想过这座小楼应该成为他工作的最后的归宿。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是一个连走路都走神的人,但是只要一来到文联,只要一走进这座低矮的小楼,他便神采飞扬,他便思如泉涌。

  是啊,他对文联怎能不充满了感情!在他梦想成为作家的那一天,在他把精心抄写的作品送到文联的那一天,在他接触到他所仰慕的那些本溪作家的那一天,在他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在《溪水》杂志的那一天,文联真的像一个慈爱的长者,看着他一天天地成长起来。尤其在他最艰难的日子里,文联的作家朋友们不离不弃,有的给以安慰,有的给以鼓励,有的千方百计前去探望,这些都让他难以忘怀。

  那天中午,我要请他吃饭,并征求他的意见,看看还想找谁。

  他想了想说:“李一萍。”我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从来只知道埋头写作的人吃了一惊,又说:“那就请一下安大伦。”我说:“这个人也已经不在了。”他再一次吃惊,又说:“那就再请一下胡清和吧。”我说:“这个人也已经不在了。”他静了半晌,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本溪的知名作家,都是他在文学成长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人,他们比张正隆大不了多少,却都英年早逝。

  那天我们唠了一个上午,但是由于不断有朋友加入,我一时难以进入正题。中午我请大家简简单单地吃了点饭,而且略显匆忙,饭后,便把其他朋友婉言撵走。我们俩又回到文联的小楼里,又唠了整整一个下午。

  然而,交谈越是深入,我越发觉我们交谈得远远不够,因为张正隆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这故事背后的东西,不是我们一个下午所能谈完的。而且,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了解的。我必须花费一段时间,必须创造一些机会,接近他,走进他,读懂他。

  我决定到大连走一趟。



二、连话都听不明白

  清明过后,我便买了去大连的火车票。这时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有张正隆的手机号,这样盲目地闯到大连,到哪儿去找他?

  还好,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报社的刘兴雨记下了他的电话。你说有多巧,我打通了兴雨的电话,说我今天就要坐火车去大连采访张正隆,你把他的电话给我。兴雨笑了,他说真是巧极了,他现在正在火车站送张正隆呢。原来这几天张正隆和妻子一起去了沈阳,去了小市,看望了几位亲友,他们当年的同学又小聚一把,这才要回大连。

  我赶到火车站,他们在门口接我,一同上了火车。

  这天车上的人很多,有的人还没有座位。偏偏张正隆对面的座位暂时还空着,我说我就先坐这儿,等人家来了我再让给他,或者和他换一下。结果这个座位直到大连也没有人来,真是天赐良机。

  已经从部队退休的张正隆穿一件黑色的薄棉袄,面颊黑瘦,他的夫人身体不好,也不打扮,头发花白,竟也不染,而我还不如他俩。所以,在车上人看来,无非就是几个农村人偶尔坐次火车而已,还带了那么多东西。当火车快到大连的时候,女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当扫到我们跟前的时候,她示意让张正隆站起来,好把里面的垃圾扫出来。扫完后,她对张正隆说可以坐回去了。张正隆没有听懂,还是愣愣地站在过道那。女列车员蔑视地对旁边的人说:“这人连话都听不明白。”我对张正隆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让你坐回去了,你还站在那里,人家怎么扫啊!”张正隆这才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笑着对他说:“可怜你这个大作家哟,在那位列车员的眼里,竟然是个连话都听不明白的白痴。”张正隆一点都没在意,孩子似的笑了笑说:“我真的没听见。”张正隆的夫人也笑笑接过话说:“正隆耳朵有些聋。”

  我有些感慨,也许这就是中国作家的地位。不过,从张正隆身上,我又看到了中国作家的胸怀。也许,这位女列车员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张正隆;也许,这位女列车员读过《雪白血红》,却不知道这位在她眼里连话都听不明白的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其实,知道不知道对张正隆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他那淡淡的一笑中,一切名和利、一切权和势都化为了乌有。

  从本溪到大连,火车要运行6个多小时,这6个多小时,是我做记者几十年的生涯中,和采访对象谈话最长的一次,大概也是张正隆一生当中说话最多的一次。6个多小时中,除了张夫人偶尔简短地插话外,张正隆几乎没有停顿过,甚至嗜烟如命的他,竟然没有出去吸支烟。

  我真的打内心感动。张正隆不是一个愿意表达的人,也不是一个很在乎宣传的人。但是,他深知采访之不易,所以,尽管口干舌燥,尽管疲惫不堪,但还是把我想要知道的都说给我听。

在大连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的大儿子天闵到车站来接他。这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在一家企业工作,不久前刚刚结婚。看到儿子,张正隆立刻笑容满面。张正隆和妻子要我到他家里去住,我说:“我这里也有亲属,况且今天我们都累了,回去好好休息,我明天去看你。”



三、除了写字,别的什么都不懂

  张正隆的家几年前我曾去过一次,那时他还住在大连市中心。现在,张正隆已经搬到了老虎滩,他看中的是那里的清静,适合写作。当时他卖市内那套房子的时候,才卖了3500多元一平米,仅几个月工夫就涨到8000多元,而现在已经是1万多元了。他弟弟张正春曾说他:“除了写字,别的什么都不懂。”是啊,让一个写出《大寨在人间》《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这样的作家还懂得如何去经营房地产,实在有些难为他了。

  第二天,我坐公交车去张正隆家。我不想过早地给他打电话,因为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任何人都不该浪费他一分一秒。可是,车到老虎滩之后,却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老虎滩附近根本没有住宅小区。我只好赶紧打电话,张正隆听出是我,便问:“你现在在哪里?你在那里不要动,我马上去接你。”

  原来我坐过站了。

  张正隆打出租车过来接我,看得出,他非常高兴。他住的小区僻静,是在一个山坡上,山的后面就是海。一个作家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将来如何增值,况且他也想不到,他最关注的就是环境,就是是否适合写作。当然,他的愿望达到了,可是妻子买东西却不方便,有时要坐车走很远的路。

  张正隆拉着我的手进了家门。张正隆的房子十分宽敞,因为装修简单、陈设简陋,便越发显得宽敞了。大厅里面只有一个简陋的沙发,对面是电视和音响。我看了一下,那电视机好像还是一台老式的21寸长虹电视,这种电视就是旧物市场上也不多见了。即便是那套音响,也并不怎么高档,估计也就1000元左右。整个墙上,空空如也,没有一幅字画,只有靠墙角的一个小门上,挂着两幅挂历。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名噪全国的大作家的住宅。

  餐厅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桌子上面很凌乱,偌大的一张桌子,东西放得满满的,书、杂志、报纸、稿纸、墨水、茶杯、药瓶、胶水、打火机、台灯、奶粉、花镜,还有香烟,尤其是那个大大的玻璃烟灰缸,里面的烟头堆成了小山,估计足有两三盒之多。而且烟灰缸的四周也满是烟灰,估计他写作的时候,不过是象征性地把烟头朝烟灰缸方向弹弹而已,至于是否弹进烟灰缸里,他并不十分在意。这就是张正隆写作的地方,这地方,就是张正隆纵横捭阖的战场,他胸中的百万雄兵,就在这里排兵布阵、捉对厮杀。

  他的夫人介绍说,正隆写作的时候,她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打扰了他。而这张桌子本来是家人吃饭用的,现在被他一人霸占,一家人只好在小茶几上对付一口。而且他的桌子从来不许别人碰一下,就连烟灰也成了张正隆工作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点细节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他的情绪。所以,桌上的东西尽管凌乱,但在张正隆的心里却是井然有序的。

  他的烟抽得非常狠,他知道抽烟不利于健康,但是如果不抽烟,他便写不下去,与其写不下去健康地活着,不如写下去尽管不健康。他是经过换算的:如果写不下去,不仅仅会更加不健康,甚至连生命都维持不下去,问题就这样严重。所以,权衡之下,那就还是抽吧。只是能不能少抽一点?能,那就是思想的闸门打开、文思泉涌的时候,写作顺畅了,抽烟便忘记了。这个时候,他的笔在纸上龙飞凤舞,他全神贯注,忘记了抽烟。但是,这样的时候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实在太少太少了,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一个字一个字地、一句话一句话地,从他的血管里一滴一滴地流淌出来的。

  21世纪了,电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尤其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然而,张正隆的写作直到今天还是使用原始的工具,还要到商店里面去买墨水,还要把稿纸端端正正地铺到桌子上,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我说:“你要是学会电脑,就方便多了。”他笑了笑说:“这辈子恐怕是不行了,如果不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亲手写出来,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不通过钢笔和墨水,那脑子里的东西就无法流到稿纸上,甚至思路也不知会跑到哪里。”

  张正隆家里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他的书房里。这个房间除了一扇门和两扇窗,四面都是固定在墙上的书柜,直达棚顶,里面都是他心爱的书。他把这些书视为宝贝,大概整个房子的装修,这个书房的投入算是最大的了。这些书籍中,军事方面的要占大多数。还有他自己写的书、别人盗版的书,仅《雪白血红》一书就有10余种版本。

张正隆坚持让我晚上就住在这,我还是坚决告辞了,并说等我回去把思路整理整理,看看需要什么,或者电话咨询,或者再次上门打扰。



四、胡子救了他一家

一般来说,写一个人,总得从他的小时候写起。

张正隆1947年出生在本溪市本溪县的草河口镇。而他的弟弟则告诉我,他其实出生在1945年,当年部队为了要他这个大龄青年,给他减去了两岁。

啊,原来是这样!我想起张正隆在《雪白血红》的自序中回忆道:“在关东最后那场战争中,家乡那个小镇经常‘开仗火’(黑土地老人话,即‘打仗’)。母亲抱着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我,趴在炕沿下哆嗦。40年后,我感到了母亲的战栗。”

就这样,张正隆的人生拉开了序幕,他生命中的《雪白血红》也拉开了序幕。

对草河口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草河口是本溪和丹东的交界处,过草河口就是丹东凤城市的通远堡镇,两地相距只有25里地。

那天在火车上,张正隆对我痛说家史。

张正隆的祖辈是山东莱州人,道光年间闯关东来到辽宁,辗转落脚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的碾子沟。当时的弟兄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土地肥沃。他们住的那个碾子沟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他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很快日子就像样起来。家里的柴垛像座山,家里的粪堆像座山,这两座山,在农民的眼里,就是金山,就是银山。他们娶妻生子,他们栽植树木,他们开垦土地,他们饲养家畜,若照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就可以富起来甚至可以成为富农、成为地主。然而苍天难遂人愿,他们家被胡子盯上了。

第一次胡子来的时候,他的太爷带领3个儿子操起老洋炮,硬是把胡子给打跑了。但是第二次胡子来的时候,人多势众,绑走了他最小的爷爷。胡子要价很高,家里凑不起钱,只好听天由命。但是,那个最小的爷爷却非常机灵,用犁铧磨断绳子,逃了回来。胡子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肯定会追过来。太爷当机立断,赶紧跑吧。于是,一家人慌不择路,扶老携幼,逃到草河口。远离胡子了,人也安全了,家却一无所有了。为了生计,张正隆的父亲虽然才十五六岁,还是去草河口铁路当了工人。在后来的计划经济年代,谁要是当了工人,那是被人羡慕的事情,有工作了,吃商品粮了,还可以赚钱了。可是那时候,只有流浪汉、只有穷光蛋才去当工人。就这样,一个殷实富裕的小康之家,一下子成为无产阶级。

其实,命运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你的荣辱沉浮,正如老百姓讲“人不可以和命争”。你看,如果没有这些胡子的绑票敲诈,张正隆的祖辈很可能就在这条山沟沟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自己的勤劳而成为地主,有房子有地再雇几个长工,然后他们的后代就会衣食无忧地成为公子少爷或者小姐。但是,这样的日子会长久吗?在后来的土改中,很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再后来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而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会在那种残酷的专政下命丧黄泉。真的,他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胡子了,因为这些胡子的死死相逼,反倒救了他们一家。

张正隆说,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给他讲,土改的时候,他们家房后的地主赵瞎子被分得一干二净,一无所有,人都快要饿死了,跟谁要点吃的谁都不肯给,也不敢给。有一天半夜赵瞎子敲他们家的后窗,喊他妈:“大妹子,老张大妹子,俺家都要饿死了,有没有吃的?给一点吧。”他父亲爬起来,把吊在棚顶上的篮子摘下来,把里面的玉米面大饼子,全都从后窗递了出去。张正隆说:“以后,赵瞎子见到我爹我妈就讲,你们救了俺的命啊!父亲去世时,这个赵瞎子抱了一大捆烧纸,进门就磕头痛哭。”

如果张正隆一家成了地主,他们大概也不会逃脱赵瞎子的命运。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张正隆是五类分子子弟的话,他大概就没有资格参军了。



五、我有两个母亲节

我决定到草河口看一看,尤其是张正隆的老家。谁能带我去呢?

我想起了张正隆的弟弟张正春。说来也真巧,当我想找张正春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便在儿童乐园里看见了他。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满口应承:“好,你定时间。”他是一个爽快人。

从本溪到草河口,走高速用不上一个小时。那天风和日丽,沿途梨花盛开,漫山如雪。

路上,我对张正春说到他的哥哥对他这个最小的弟弟念念不忘时,张正春苦笑一下说:“其实我不是他最小的弟弟,我侍候的母亲也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他向我讲起他们家那段沉痛的往事。

那年张正隆9岁,张正春还不到2岁,他们的母亲为他们生下一个小弟弟。然而,母亲在生下小弟后便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草河口卫生院束手无策。他们必须赶到本溪,好在父亲在铁路工作,总算有一列货车可以让他们搭乘。几位叔叔和亲友帮助父亲用门板把母亲抬上车。可是,那个时代,还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不会像今天这样为了一个生命可以把火车改点,可以让飞机改航。那时可是按部就班,雷打不动啊。任凭你心急如焚,任凭你生命关天,我火车就是该停就停、该等就等。到了本溪,人已经没气了。他们流着泪,抬着人从本溪一步一步地走回来。他们家一共姊妹6个,姐姐在沈阳工作,哥哥在丹东读书。张正隆还有两个妹妹,一个7岁,一个5岁。

在张正隆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第一次接触到死的概念。

他的母亲被放在“排子”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哭哑了嗓子的姐姐忙前忙后;一身白孝的哥哥跪在灵前,向前来致哀的亲友磕头还礼。刚出生的小弟弟被送到了邻居家,他们4个小的,只管“妈呀妈呀”地哭着叫着,几个姑姑一边哄着劝着一边哗哗流泪。

不到10岁的张正隆不相信这是真的,妈妈怎么会扔下他们自己走了呢?一个家怎么能没有妈妈,一个人怎么能没有妈妈?

他看到正值壮年的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没有了母亲,这个家瞬间塌了天一样。无奈,父亲将这个刚出生的弟弟送给了沈阳的一个亲戚。后来这个亲戚举家远赴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张正隆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这个最小的弟弟回来过一次,他在父亲的坟头上放声痛哭。

经人介绍,张正隆的父亲给这群年幼的孩子找了一个继母。那天张正隆放学归来,他的姑姑拉着正隆,指着坐在炕沿上的一位陌生女人说:“这是你妈,快,叫妈啊!”

张正隆愣住了,这人怎么会是自己的妈呢?不懂事的弟弟妹妹早爬到炕上,狼吞虎咽地吃着糖和花生。

在张正隆的记忆中,那天他的继母身穿一件蓝色的凡士林布大襟夹袄,挺白净的瓜子脸,中上等身材。张正隆没有叫,只是腼腆地笑一笑。张正隆说,他记得父亲就坐在墙角的长凳上,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姑姑开始抽泣,接着便哭起来。继母把张正隆拉到怀里,又伸出手搂过弟弟妹妹,就像母鸡伸出翅膀把鸡崽儿拢在身下。张正隆觉出继母的眼泪落到他的脸上。

继母是通远堡镇二道坊村人。那天张正春告诉我,他的继母是结过婚的人,结婚不久,丈夫便当了八路军,打四平的时候负重伤,回来不久就死去了,没有孩子。

继母心地善良,把这几个孩子视为己出,孩子也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娘。以至多年以来,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母亲是继母。父亲去世后,母亲先是在几个孩子家轮流住,后来便一直住在张正春的家里。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非要回到通远堡老家住些日子,张正隆到通远堡去看望母亲,临走的时候,母亲对他说:“正隆,你可要好好写稿呀,啊?”这好好写稿的话里,有着诸多的含义,既有你要多写稿子的意思,也有你可不要再写那些所谓的不好的稿子。而张正隆正是因为没有“好好写稿”,让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让母亲多了那么多的牵挂。

没想到4个月后,母亲在通远堡舅舅的家里静静地走了,像睡觉一样。张正隆悲痛欲绝。他满含热泪,为这位不是亲生母亲的母亲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妈妈老了》,发表在2003年《芙蓉》杂志上,感动了无数的人。后来在《本溪广播电视报》上连载,又让很多本溪人为之落泪。

张正隆在《妈妈老了》那篇长文中说:“我有两个母亲节,我把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和我们又有了母亲的那一天,定为我的母亲节。”



六、你好好写,将来当个作家

张正春也多年没有回草河口老家了,他竟不敢肯定哪个房子是自己的家,因为几十年过去了,草河口虽然还是一个小镇,但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当时他们住的那块儿只有4户人家,如今房子已经排成排了。

张家的房子在小镇的北面,坐北朝南,紧挨着铁路。东西两侧都是山,而西面的山很高,也很陡。张正春说那山顶上有一个洞,镇里的人称之为老虎洞。他说,小时候,张正隆只要一放学,就拿起镰刀,到对面的山上砍柴。他说,这山看起来很近,但走起来却很远。况且那时哥哥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张正春说,等自己多少大一点的时候,便也和哥哥一起上山,他们砍完柴,用绳子捆好,从山顶上往下拖。下了山,再打成马架,一直扛到家里。三年困难时期,父亲领着他们到那座山上开荒种地。张正春清楚地记得,因为山太陡,站不住,张正隆就跪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刨。月亮天的时候,一干就是小半夜,累得双臂都快失去知觉了。正春说,哥哥那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是那么卖力气,干劲十足的样子,也不知道累。

那天在去大连的火车上,张正隆大部分时间也在和我谈他小时候的事情,不过他没有谈自己小时候如何艰苦,反倒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充满了留恋。张正隆说,小时候,他从来不用父母督促,放学就上山砍柴,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他捆的柴火很整齐、很结实。有时往山下拖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人和柴火便一起滚下来。有时扛的重了一些,放下歇歇便很难再站起来。冬天的时候,就用木材做一个爬犁,把砍来的柴火放到爬犁上,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家里拉。有雪的地方,拉起来轻松一点,没有雪的地方,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回到家的时候,鞋冻在脚上,半天也脱不下来。后来家里买了一辆手推车,可是轮子没有内胎,走起来很沉很吃力,不过比爬犁要好多了。张正隆说,砍柴回来时要过铁路的一个陡坡,那时每回拉车到这都很愁,希望能碰上一个人帮他一把。实在没人,就使足全身力气,一步一步往上挪。所以,从那以后,只要在路上碰上拉车的,张正隆都想上前帮上一把。他的母亲说:“正隆个子矮,就是那个时候累的。”

张正隆自豪地说,那时候,他们家的柴垛是这个镇子里最大的,谁看了都羡慕,说这是一个正经人家,过日子的人家。

和张正春谈张正隆,我发觉,这位弟弟一说到哥哥,便掩饰不住内心的敬佩。他说,当时他们家后面是葡萄架,哥哥放假回来,在土里钉4个桩子,上面放一个木板,一有时间,就坐在这个葡萄架下面看书。我问:“那时候你们家里有那么多的书吗?”张正春说:“家里那时候穷,就父亲一个人挣钱供这一大家子。那些书都是正隆自己挣钱买的。”他记得那时哥哥经常出去捡破烂,像什么废铁、牙膏皮、麻绳头、碎玻璃,卖了几毛钱,赶紧就去买书。有一年暑假,他到一个采石场一干就是20多天,挣了7块钱,一下子买了一大摞书。

那天在火车上,张正隆也向我谈到他读书的事。他说,读高中的时候,更是嗜书如命,家里每月给的几元钱,硬是舍不得花,就连2分钱一碗的大白菜汤都舍不得买。那时学校旁边有一个小书店,张正隆是那里的常客,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先买哪一本,再买哪一本,只要攒足了钱,便立刻跑到书店。那时候,像《林海雪原》那样的长篇小说,也就两三毛钱。最紧张的是快攒足钱的那几天,生怕书没有了,天天跑去看,生怕被别人买走。书一买到手,非一口气读完不肯罢休。张正隆不仅买书,还自费订阅了《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等杂志,直到现在还宝贝似的珍藏着。

张正隆爱读书,更爱写作,他偷偷地写诗,他买的几十本书大部分都是诗集。他激情满怀地读,满怀激情地写。不久,他的诗就在《鸭绿江》上发表了。张正隆憧憬着未来,充满着理想。在这个青年人的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想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一个作家,在他的眼里,在这世界上,诗人是最高贵的,作家是最幸福的。

我们一起来到张正隆念书的小学校,现在小学已经搬迁了,这里四周已经建起了楼房,但过去小学的一排教室还在,现在变成了汽车修理厂。

张正隆的作家梦就是在这里萌生的。那天张正隆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刘桂荣看了他的作文说:“你的作文真写得不错,有生活味。你好好写,将来当个作家。”也许说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张正隆,从那个时候开始,要成为一个作家就成为张正隆学习的动力和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七、《大寨在人间》

本来,在高中读书的张正隆,人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轨迹,那就是寒窗苦读,然后上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为他所热爱的党,为他所热爱的国家,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然而,历史的轨迹却发生了偏离,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改变了张正隆这一代年青人的命运。1966年 6月,就在这一代青年学子踌躇满志即将走进考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

1968年,张正隆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了本溪县的小市公社达官寨大队。

但是,本溪县没有忘记他的才华,没有忘记这个笔杆子,很快,张正隆就被调到县报道组。在县报道组,张正隆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文学才能,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本溪日报》上经常见到他的稿子。

那个时候,部队更重视笔杆子。1969年,一位在本溪县“支左”的解放军首长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便问:“你想不想当兵?”年轻人哪有不喜欢当兵的,尤其那身绿军装,谁穿谁漂亮。张正隆喜欢当兵,但是,按规定,他的年龄已经超了两岁。不过没关系,什么事情只要成为特例,没有办不成的。

张正隆参军的六十四军,在1998年大裁军的时候,被取消了番号,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张正隆去的是军直属炮兵团。

入伍一个月后,张正隆便正式投入新闻报道工作了。不过张正隆还是带过兵,他当过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因为如果只当兵,到年头就必须退伍。而部队要的就是这个人才,那么自然就要留下他,要留下他就必须提干,何况张正隆干得很优秀。

在炮团干了整整10年之后,张正隆又被调到军里。

张正隆的家从炮兵团驻地山城子公社,搬到了本溪县城汤河对岸的一个山沟里。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沟,这是赫赫有名的六十四军军部所在地。

过去,这个山沟的名字叫捡柴沟,就是老百姓到那里去拾柴禾的山沟。六十四军军部搬去以后,老百姓便称之为“军沟”了。

张正隆成为创作员了,他非常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他的老领导--六十四军少将政委王清涛在为张正隆的第一本书报告文学集《爱,你是太阳》写的序言中,说张正隆“在辽东大山里的军营中,他那扇窗口的灯光,几乎每晚都是最后一个熄的。”勤奋总是会有回报的,很快,张正隆便写出了《爱,你是太阳》《星,在天琴座中微笑》《恩爱夫妻》《浪子回归》等报告文学作品,先后发表在《当代》《解放军文艺》《文汇月刊》等杂志。他的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他所在的部队。这让张正隆在中国的文学界,特别是报告文学界,由崭露头角继而小有名气了。

1984年,《解放军文艺》策划了一批报告文学题材,把他们麾下的军旅作家调到北京,帐下听令。这是张正隆进入全军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团队的一个起点。他领的任务是写大寨。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叫陶泰忠,张正隆问他:“怎么写?”他毫不犹豫地说:“实事求是。”张正隆想,大寨当年被捧上了天,后来又被踹到地下,这两年销声匿迹,不知哪儿去了。所以,这篇作品的题目里,最好能有“大寨”两个字。于是张正隆征求陶主任的意见:“题目就叫《大寨在人间》?”陶主任想想说:“好,就这个题目。”

张正隆住在中国旅行社大寨分社,在这个山沟里,这座大楼显得很有气势,当年来访的中央首长和外国首脑都住在这里,只是如今门可罗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楼内几乎只有张正隆一个人,够清静的了。然而张正隆的内心却一刻都不能平静,因为他要探究,这个曾“引人关注的大寨,面对着这个急剧变革,勇猛奋进的时代”,它在想什么?它在做什么?

在艰难的采访中,张正隆看到大寨人的失落、迷惘和不安。他写道:“现实与历史,正极与负极,新生与腐朽,在我心中交织成一个杂乱的麻团。”但同时,张正隆更看到了大寨人的反思、检讨和奋起。他写道:“大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重大变故正在发生。”他欣喜地看到,大寨人正在告别昨天,从天上回到人间,他们这群讲究实际的庄稼人,正顺应历史的潮流,融入改革开放的大潮,走向新世纪。

张正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接触了碱厂堡这样的典型,他理解大寨,更理解大寨人的感情。他认为大寨不应该从天堂到地狱,不应该从神变成鬼,它应该走下神坛,但必须回到人间,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张正隆的这篇报告文学在1984年《解放军文艺》第6期上一发表,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他触碰的是人们对大寨密切关注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当年的共和国骄子,这个革命的圣地,如今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当时全国大大小小有200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报告文学,香港的《广角镜》也转载了这篇作品。他家乡的《本溪日报》也拿出版面进行连载。一时间,大寨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八、生死法卡山

  1984年4月,张正隆正在北京《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修改报告文学的时候,解放军总政治部正组织部队作家赴广西前线采访和体验生活。张正隆听到这个消息后,这个血性男儿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到前线去。

  这时的张正隆当兵已经15年了,这15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拿的都是笔杆子,他打过靶,却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炮火;他参加过训练、演习,却没有亲临血与火的战场。他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他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军旅作家,如果没有上过前线,如果没有体验过生与死,就不配“军旅作家”这个称号。

  张正隆和几个作家在广西前线部队生活了半个月,虽然那里也天天听到炮声,虽然每天也都处在高度的紧张当中,但张正隆觉得这还算不上是体验到了真正的战争,他还嫌不过瘾。采访结束的时候,几个同行的作家们松了一口气。真的,来一次广西也不容易,“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广西,不去桂林,岂不是天大的遗憾?有人提议,咱们顺便去趟桂林吧。

  可是,这时的张正隆除了前线,他哪也不想去。他觉得,桂林是永远的,而战争却是短暂的。以后去桂林的机会还会很多,而战争,人的一生能碰上几回?

  法卡山位于中国九大名关“友谊关”之东大约10公里的地方。“友谊关”为天下第二关,过去一直称“镇南关”,这“镇南”当然是威震南疆之意。但是后来因为中越友好同志加兄弟了,便于1965年改为“友谊关”。谁也不会料到,这兄弟之间的友谊仅仅保持了不到15年,便反目为仇、刀兵相见。

  张正隆此刻来到法卡山,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子弹分不出你是战士还是作家。1984年4月29日,张正隆在龙州八团招待所,用钢笔郑重地在军装、衬衣裤和军帽上写下姓名、番号、血型,随时准备以身许国。

  张正隆来到法卡山5号阵地,他看到的情景是,指战员“一个个,军装撕成了条条片片,汗淋淋,泥糊糊,血渍渍。有的头上缠着没了本色的绷带,有的脚穿不上鞋了,有的胳膊吊在胸前……”张正隆“轻轻捧起把堑壕上的泥土,手,抖抖的,心,沉沉的”。张正隆在他的报告文学《一代哀兵》中写道:“长长的,导火索咝咝燃烧的边界呦!在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临界点上,日日夜夜守护着这里的每寸土地、每片绿叶的南国军人呦!我知道,对于这些年轻的士兵,任何文字都是苍白的……”

  那些天,敌人的炮火好像故意要给张正隆演示一番似的,比平时猛烈了不少,大地颤抖,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让人呼吸困难。在5号阵地,张正隆也和战士们一样,拿着望远镜紧紧地盯着敌人。但是这样看视线还是受到影响,张正隆便情不自禁地从战壕里探出头来,一个小战士迅速把他按了下来,严肃地说:“首长,这样太危险。”张正隆说:“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多看一些,不然回去怎么写?”小战士解释说:“敌人狙击枪上的瞄准器能把目标放大40倍,2000米内眉毛眼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他开枪,谁也跑不了。”这位小战士是部队派来专门负责张正隆的安全的。张正隆认为自己是军人,可是在法卡山军人的眼里,他是一个作家,他是来写军人的,他是来把军人为国流血牺牲的精神传递给全国人民的。不保证他的安全,就是军人的失职。

  张正隆看到部队经常派一些小分队出去执行任务,每次出发前,战友们都为他们敬酒壮行,因为经常有人回不来。于是张正隆也坚决要求随小分队一起执行任务,指导员禁不住他再三央求,便同意了,但张正隆刚走出不到200米,便被指导员派人追了回来。因为在指导员看来,他实在无法保证张正隆的生命安全。

  张正隆不甘心,还是不断要求。终于,他获准和一个小战士出去执行任务。他说,那山上的蒿草有小树那么高,人只要一走进去,便被淹没了,只听人语,不见人影。后来他们迷路了,小战士急得哭起来。张正隆虽然也很着急,但他还是镇定地安慰小战士说:“不要紧,咱们等着,也许会有人来找我们。”等了很久,他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笛声,吹的竟是《我的中国心》。张正隆说,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笛声,立刻感到好像是迷路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呼唤。他们顺着笛声找回了自己的阵地。刚趴下,敌人就开炮了,炮弹掀起的湿漉漉的泥土重重地落到张正隆的身上,腰都拍肿了。

  有一次在堑壕里,张正隆把枪口瞄向巡逻的敌人,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扣动扳机。我想,也许在他的眼里,这还不是一次真正的战斗;也许在他的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作家;也许在他的心里,对方也是一个和他一样的生命。为了证实一下我的判断,我在采访张正隆的时候,特意问了他这件事。张正隆很坦率地说:“我想只要我一扣扳机,这世上就要有一个母亲失去自己的儿子。”接着他又补充说,“其实我打枪还是很准的,步枪射击从未低于良好。”

在炮火中整整待了40天,炮火没有让他睡几次好觉,本来就瘦弱的他竟又瘦下去10多斤。但张正隆却收获颇丰,他写成了中篇报告文学《一代哀兵》,发表在1985年《解放军文艺》上,还写了几篇短篇报告文学和10多篇散文。


九、采访“辽沈战役”

  1986年,破茧而出的张正隆,被解放军出版社委以重任,创作“辽沈战役”长篇报告文学,即后来的《雪白血红》。这是一套丛书,其他人早都动手了,有的甚至已经完稿,而张正隆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张正隆真的有点发蒙,他说:“一是之前从未写过长篇,就像赶辆毛驴车,一下子让咱来开大解放,能驾驭得了吗?二是和平年代的军人,不了解战争,除在报刊、小说、电影上了解点外,有关积累近乎零。待到接受任务了,想‘怀孕’,又不知‘洞房’在哪里。过去采访,就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径直去了。而辽沈战役过去40来年了,当年的亲历者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出门都不知找谁去、往哪儿走?”

  尤其当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和他谈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的时候,他就觉得更难了。因为这本书无论指导思想还是创作原则,就4个字:“实事求是。”要求他历史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写。

  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是喜欢挑战的,不敢面对挑战,不敢承担风险,就只能是一个平庸的作家。在张正隆看来,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作家,莫不如不做。

  张正隆接下了“辽沈战役”的写作任务,沈阳军区政治部给他拨了6000元的采访经费。

  部队那些年之所以出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有的甚至可以上得了文学史的作家,和部队的培养、支持不无关系。其实6000元并不算多,这套丛书中有的作者已经花了上万元。张正隆是从小就吃惯了苦的,虽然部队拿钱,但他还是一分钱都能攥出水来。他舍不得住宾馆,总是住最便宜的小旅店,有时一晚上才5元钱。他不是没住过高级宾馆,那次采写沈阳军区抗洪救灾的报告文学时,就曾被安排到一个高级宾馆里,可是他并没有觉得怎么舒服,反倒心疼钱,弄得心里不安。所以,他宁可住小旅店,这样心安理得。至于吃饭就更简单了,不是方便面,就是面包。出门呢,城市就是公交车,乡镇连毛驴车他都坐,他不在乎这些。

  虽然他的采访是由总政安排的,但他毕竟只是部队一个小小的宣传干事。他说,有时到了深宅大院的门口,秘书就挡驾了。人家不管你是谁,保证首长休息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就要反复地做工作,苦口婆心,给人家看解放军出版社的介绍信,讲这是总政给的任务,讲辽沈战役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讲这些参加辽沈战役的老革命一定要让后人记住他们,直到讲通为止。张正隆说,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家,秘书总算答应了,说下午来吧。张正隆知道老人中午一般要午休2到3个小时。大冬天的,他一个人挎着背包,在街头走来走去。到了午后3点,他估摸着老人该起床了,于是去敲门。结果,老人的家属说,忘告诉老头子了,他出去玩门球了,你明天来吧。

  在乡下采访,张正隆就吃在农家住在农家。晚上睡觉,没有被子,他就和衣而卧。有时十天半个月洗不上一次澡,身上都生了虱子。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上百位亲历辽沈战役的老人,笔记记了100多万字。有的地方老人集中一些,一天就能采访好几位,有时为了找到某个必须采访的对象,一连跑上好几天。被称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张正隆采访了有11次之多。后来有人问为什么对邱会作情有独钟,采访那么多次?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邱会作这人不但很健谈,记忆力好,知道得多,更主要的是,张正隆当时在北京采访的时候,住得离他近,只要别的采访对象失约,张正隆便跑到邱会作的家里(当时的邱会作住在北京的儿子家中),一唠就是大半天。张正隆说,其实论次数,邱会作还不是最多的,有一位老人,他前后采访不下30次,每次3个小时左右。最后老人说:“哎呀,小张,没有像你这样跟我采访的,你把我的骨髓都敲出来了。”

  开始的时候,张正隆和很多人一样,对辽沈战役知之甚少,采访什么,从哪里下手,的确是个难题。所以,采访一开始,张正隆便由着采访对象天南地北信马由缰地讲下去,即便和辽沈战役毫无关系,张正隆也耐心地听,并不打断。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递出一个线索来。

  他说,写报告文学就像找一个人,去到那座城市,找到街道小区门牌号,按响门铃,开门的或进屋看到的就得是他,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才行。稍有一点出入,便不是他。

  所以,在报告文学中,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从情节到细节以及心理活动,都是具体存在着的,是真实的。所以,张正隆不仅听老人说,他还亲自去看,看当年的战场,甚至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流。如果仅仅从老人的讲述中、从电影中、从资料中去获取细节,非出错不可。

  他举个例子说: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开始的,这时田里的庄稼是种什么状态呢?是收割与待收割状态。可是有一部影片,辽沈战役一开始便是大地光溜溜的,连根庄稼毛也没有,这就和实际不符;还有奔袭北宁线的时候,正是秋季,别说白天“秋老虎”多毒了,就是晚上行军,那裤裆也一会儿就湿透了。但是电影里,我们的部队早早就穿上厚棉衣,戴上狗皮帽子了;还有攻打锦州外围据点的配水池,墙上标语写着“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其中的“尔”字应该是繁体字“爾”。张正隆实地采访的时候,还能隐约见到这个“爾”字呢。

《雪白血红》如期出版了。这本书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轰动,那些评价甚至让张正隆吃惊。他只知道这是一部比较敏感的著作,但没想到一部书会引起这样的轰动,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一时间,《雪白血红》洛阳纸贵,好评如潮。9万册书很快告罄。张正隆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都是对他的书大加赞赏。但是,这本书也给他带来不少磨难。



十、抢救历史

  1995年,张正隆举家迁往大连。

  张正隆开始了他的《枪杆子:1949》和《雪冷血热》的写作。但是,这两部著作的写作不时被打断,因为他总是要接到新的任务。于是,这两部书的写作,渐渐地便成为个人行为。尤其《雪冷血热》这部著作,虽然和《雪白血红》一样,一直被有关部门列入重点写作计划中,但是,由于“抗联”自身的复杂性,这个计划被冷藏了,被淡化了,被放弃了,被遗忘了。

  但是张正隆没有忘。

  张正隆是一个绝不轻言放弃的人。即便曾经的“阅览室”的日日夜夜使他无法忘记、心有余悸,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去闯荡禁区。他相信,许多禁区都是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禁区都将被打破。即便自己生前不能发表,他也要把该写的东西完整地写出来,留给后人。

  真的,他无法把自己关注的目光移开。

  他说:“2002年7月的一天,我有个问题还要请教曹曙焰老人,打电话预约时间。接电话的是曹老的夫人,说他‘走了’。几个月前还谈过,挺健朗的,一时间竟没明白‘走了’的意思,还问‘去哪儿了’。抗联人本来就少,幸存者更少,像曹曙焰老人这样高寿又能接受采访的,还要加个‘更’字。”

  张正隆说:“为写《枪杆子:1949》,去广州采访20多位老人,记忆、谈吐都好。不久前,广东电视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搞台节目,再找这些老人,还能接受采访的只有两位了。”

  张正隆说:“老红军(包括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抗联’)90岁以上,老八路80岁以上,参加解放战争的不应低于75岁--想想自然法则吧!”

  张正隆说:“一位老将军拄着拐杖,颤巍巍把我送到大门口,对我说道:‘小张,你回去快点写呀,不然我看不到了。’”

  张正隆不能不感到时间紧迫。

  张正隆不能不大声疾呼:“抢救历史!”

  在张正隆所接触到的那些素材中,他最钟情的便是“抗联”。他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抗联’那样,面对那样恶劣的环境、那样强大的敌人,以及自身的弱点,进行那样不屈不挠的抗争”。他举例子说:“红军长征是伟大的,长征中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那才多长时间?红军面对的多是南方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而‘抗联’面对的是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东北抗战14年,黑龙江每年有半年冬天。1938年后,‘抗联’被逼入山林,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树皮野菜是食粮。如今说,湖北神农架有野人,总也找不到。可那时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野人’有的是,破衣烂衫,头发老长,脸像锅底色,唯一能分辨性别的就是长没长胡子。多少人战死、冻死、饿死,实在没办法,甚至吃烈士遗体。”

  张正隆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是不抵抗吗?‘抗联’抵抗。他们知道光凭‘抗联’这些人打不过关东军,那也打。能叫你打死,不能叫你吓死,宁死不屈,万难不屈--这就是‘抗联’和‘抗联精神’,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可是,那些活下来的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有的抗联老战士甚至连买止痛片的钱都没有。张正隆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常常掏出自己的钱留给这些人。可是有的老人说死不肯收,他们说,要是政府给的他们就要。于是张正隆就说,这就是政府给的。

  张正隆把他的《雪冷血热》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看成是他最好的东西,又一次倾注全部心血。他说:“这是题材本身的魅力。”为写好这部力作,张正隆个人投入的采访经费就有5万多元,采访笔记和收集的资料有几千万字。

  2011年3月,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雪冷血热》终于出版了,为这部巨著作序的是我们本溪的刘兴雨。这部巨著倾尽张正隆半生心血。书的介绍中有这样几句话:“张正隆历时20年,走访大半个中国,寻找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存活下来的抗联老战士,征引借鉴建国以来有关抗联组织的几乎全部史料,还原中国东北14年的抗战史。其中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中国东北的抗战经历,东北抗联移师苏联、最终回归祖国的时代背景,控诉了日军在东北所做的残忍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杀大沟”、“万人坑”等滔天罪行。东北抗日队伍反抗之志沸腾至极,雪冷血热,彪炳青史!”

  张正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要抢救历史。

  时光飞逝,他不能再等了,不但战争的亲历者们一个一个地逝去,就是自己也一天一天地老了下来。尽管他起早贪黑,尽管他利用了一切时间,尽管他把所有的可以利用起来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但他还是清楚地知道,就是有10个张正隆,这些东西也是写不完的。

  他说,无论怎样抓紧时间,也像蜗牛在爬。写东西是拼命,不写东西是耗命。一旦能写了,又得加倍去拼命和耗命。

这辈子,他最心疼的就是时间。



内容来源:本溪网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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