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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熙高:熙高的文学理想与人格理想

时间:2015年06月11日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字体:

□ 作者 王红



一、本溪之缘 源于知恩图报
  熙高,全名周熙高,出生的那个小村叫周邦。它在渤海西岸的黄河冲积扇上,行政区划为河北省东光县,距离本溪千里之遥。
  熙高的伯祖父是清末秀才,伯父是熙高的启蒙老师。6岁那年,他就拜了孔圣人牌位,学习识字、珠算、毛笔字,读《国文课本》和《百家姓》《三字经》。
  11岁的时候,熙高代表儿童团在本乡庆祝新中国建立的大会上讲话。13岁时候,熙高在县城里的高等小学毕业,成为全村文化最高的“大知识分子”。那时候,全县没有一座中学,城里的“高等小学”就是最高学府。想上中学,必须出县出省,录取困难不说,家里也供不起。无奈,跟随父母种地成为唯一的出路。
  15岁,熙高的命运突然转变。他的一个远支三叔周荣昌突然从辽宁本溪回到家乡。周荣昌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其弟兄四人分散讨饭。周荣昌幸遇八路军,参加了抗日,又在朝鲜战场负伤,转业到本溪彩屯煤矿护厂队。周荣昌回老家后,他大哥告诉他,熙高家是救命恩人,说自己讨饭回家,恶疮发作烂到骨头,奄奄一息,多亏熙高的父母照顾,每天让熙高冒着恶臭送3顿稀饭,才活下来。周荣昌听了特别感动,又见熙高正在“失业”,就决心报恩,说:“我带你去东北找工作!”
  就这样,熙高于1953年3月来到本溪。第一眼就看到了平顶山、太子河,从此在此山此河的相拥下消融了45年。
  周荣昌为熙高找工作,其中一样差事颇令熙高动心,就是到市政府当勤杂。但是三叔和熙高说,你15岁就干这活儿,叫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你太小,别的活儿又干不动,不如等半年,夏天中学招生,如果你能考上,我供你念书。
  于是,熙高住进了彩屯煤矿护厂队的宿舍。也巧,宿舍有位李叔叔爱看小说,有图书馆的借阅证,常常抱回来一堆书。这可成了熙高的幸运。在家乡时,熙高曾看过父亲借来的《大八义》、《小八义》、《儿女英雄传》等旧武侠,现在一见李叔叔借来的《暴风骤雨》、《江村十日》、《新儿女英雄传》这样的新小说,十分喜欢。就此熙高就成了蛀书虫,李叔叔借多少他看多少。
  1953年夏天,他报考本溪一中,1000多考生他考了第24名,从此熙高就成了中学生。本溪一中与新华书店相邻,当时的新华书店开架售书,读者进去允许随便看。这就被熙高当成了图书馆。整整3年,凡是课外时间,包括所有假期,他都待在新华书店的书架间,腿站得浮肿,双脚长出8个鸡眼。女服务员可怜他,允许他坐在登高取书的梯子上和冬天的暖气片上。这样,他就把当时允许出售的中国文学名著和外国文学名著几乎都读了一遍。
  在一中,熙高有幸遇到班主任老师李笑如。李笑如是画家,以画虎著名,3年间熙高获益于他的酒话。李老师每天都喝酒,每次酒后都大发议论,其实,李老师所讲,除了古代 “凿壁偷光”和“萤囊映雪”的故事外,就是以齐白石、徐悲鸿为例讲苦学苦练、立志奋斗的精神,要么就是爱国、孝道、美学、艺术的话题。
  1956年毕业,熙高面临新的选择。他在全校成绩拔尖,老师同学认准他一定升高中。可叔叔结了婚,关内老家也陷入绝境。找工作倒是够年龄了,但《本溪日报》发表了他一首诗,使他着魔似的迷恋上了文学。恰好中级师范来做动员,管吃管住包书费,毕业还可以保送大学。这对于熙高来说简直是极大的诱惑。于是,他就免试进了中级师范。
  随后是参加工作,大学进修,养家糊口,报答叔叔,拼命写作。
  二、深陷困境 只有透支生命
  1958年至1960年,人生的巨大困境,弥漫了熙高的青春年华。
  老家河北东光,陷入大饥荒。村干部们明知道老百姓一年的口粮毫无着落,却必须首先交足公粮和税款。他们无计可施,就看准了外出的村民还可以榨点油水。
  于是,本溪的熙高,就成为河北老家远瞄的目标。
  妹妹来信说,最小的弟弟已经饿死,父亲和二哥逃荒而去,老娘被囚禁起来“办死班”,白天劳动,晚上“熬鹰”,逼着给外出的儿子写信邮钱来,只有钱到大队,才解除对老娘的囚禁。
  熙高看信后的痛苦和气愤,可想而知。第一个行动就是请求师范学校给他停学分派工作,只要有点工资,什么工作无所谓。学校让他到附属小学当老师,工资每月30元。这样,熙高从第一次发薪开始,拿出10元到15元邮寄给老家,剩下的做生活费,天天饿得头昏眼花。而事后他得知,他邮寄的钱,家人一分也没有收到过,只是换来了他母亲的释放回家。
  1960年8月初,他从每月的生活费中又积攒出100元,加上1958年和1959年分别在省作家协会的《文学青年》上发表两篇小说所得的稿费,揣着不到150元回了老家。走进家门,母亲一见他就大哭了一场,说,如果你再不来接我们,我们娘儿几个就饿死了!
  就这样,熙高丢弃了房子,丢弃了家具,丢弃了祖坟和乡情,带着母亲和10来岁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毅然决然地走出故居。
  可是一下火车,正赶上本溪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水灾。身无立锥之地的熙高,靠30元的工资怎么养活全家5口人?幸亏附小校长可怜一家老小,允许他们住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养鸡舍里。那鸡舍弯腰才可进入,棚矮直不起身,炉膛出水一夜需淘4次。但是他还是感激涕零,总算没宿在大街上。
  此时,熙高面临四大困境。
  第一,母亲和妹妹弟弟们吃到了一顿两顿粮食,仅仅是他们活命的最低条件,接下来,冬天让他们住在哪里?户口怎么落,没有户口哪来口粮?3个10来岁的孩子,总不能辍学吧,让他们到哪里上学? 第二,他自己的学业怎么办?保送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但他绝不能就此荒废学业的追求啊,又怎么能实现根深蒂固的大学之梦?第三,文学创作已经有了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的良好开头,又怎么能孜孜不倦继续创作?第四,20多岁进入了青春期,在师范相爱的女同学分配到电台当了广播员,人家大受达官贵胄的青睐,而自己的身份和困境,又怎么可能参与竞争?
  熙高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他求爷爷,告奶奶,终于给母亲和妹妹弟弟落上户口,从而也就有了饿不死的口粮,并让大妹妹考上本钢技校,二妹妹和小弟弟上了小学。
  他自己的学业也有了途径,考上了辽宁教育学院中文系在职班,大学允许在工作岗位上或函授或面授进修全部课程。他4年后参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获得了本科毕业证书,并在校刊上发表了两篇论述《儒林外史》的学术论文。
  文学创作大有进展,几年大约发表10万字。在电台的女同学眼光独到,拒绝领导和省市各路公子的劝诱,转业回到教育界,决心同他这个穷书生结婚,这就是他终身的老伴程敏。
  然而这个过程中,他给自己约法,下半夜3点前不准睡觉!夜里自学中文系课程,完成论文作业,搞些创作,还要批改学生的作业,到第二天在课堂给学生讲课时,几次晕倒在讲台上。
  熙高说,那几年纯粹是透支生命,晚年的各种病痛,都是那时的恶果。


三、作品惹祸 承受狂风巨澜
  时间跨越10多年,到1974年的时候,熙高成为本溪市文化局创作组的成员。经过“文革”的“砸烂”洗礼,刚刚重建的文化局,需要活跃一下文化,创作组更需要作品和刊物。于是他在编辑刊物《文艺作品选》的同时,下到南芬露天铁矿体验生活,回来创作了三篇小说《代培工》《检讨未完》《陈老蹲和他的对象》。
  不料,正赶上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为开刀的祭品和前奏,全国批判话剧《三上桃峰》,辽宁省批判小说《生命》,本溪拿什么祭旗呢?于是,有火眼金睛者,就发现了熙高的3篇小说。
  1974年3月25日,本溪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的几个人,率先在市政府大楼的大门口贴出抢眼的大字报《小说〈检讨未完〉说明什么?》,占据整个大门框的横栏大标题,使所有进出市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惊讶不已。一看内容,是说小说《检讨未完》写出干部在“文革”中没完没了检讨的怨恨,呼应了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反动脉络,是我们本溪右倾翻案风的风头和舆论前导。
  当天晚上,本溪市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领导小组的《运动简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第二天全市各单位就都知道了这桩惊天大案。一时,本溪市革委会的各部门行动起来,纷纷贴出批判熙高那3篇小说的大字报,并以此为靶子,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市政府的门厅、楼梯和走廊全成了战场。
  当时的本溪市革委会一把手暴跳如雷地批评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又批评文化局,文化局为了洗刷错误,做出决定,发动全局500名职工,人人都要参加战斗,写大字报,集中贴到文化局大楼。于是,不出3天,文化局几层大楼的所有墙壁、走廊、过厅、楼梯,都成了大字报的森林和海洋。
  更严重的是,本溪市革委会宣传部门决定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时间从4月8日开始至14日一周,地点在本溪市第一招待所大会议厅,参加人员包括全市各单位主管宣传的领导、各单位的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和南芬露天铁矿的工人代表。本溪市革委会宣传组的亲密朋友还告诉熙高,《本溪日报》已经写好了批判稿,会议开始的第二天立即见报。
  4月7日这天晚上,熙高一夜无眠,内心里翻滚的是委屈和无奈。他想,如果自己作品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也算罪有应得。可凡是思维正常的读者都不会得出他们的结论。《代培工》写了两个外厂的青年,像在本厂一样地挥洒热情,完成任务。《检讨未完》写的是干部不断提高认识,思想更上一层楼的提升过程。《陈老蹲和他的对象》则写一个女大学生爱上一个老实厚道的工人的故事。小说明白晓畅,浅显见底,怎么与右倾翻案风联系到一起呢?又怎么配合邓小平做反革命舆论呢?这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十几年来,他由教师变成机关干部,由业余作者变成编辑,从教育系统转到文化系统,把母亲养老送终,把妹妹弟弟拉扯成人,自己又结婚生子,做了3个孩子的爸爸,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定温馨的家庭,一场风暴肯定将这些吹个七零八落。
  第二天早晨,正当熙高无心吃饭只等待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妻子程敏翻箱倒柜,把他结婚时穿的新郎制服找了出来,斩钉截铁地说:“吃饱,穿上,精精神神地去!”
  这句话在熙高灵魂的沼泽上耸立起一座山峰,不仅唤醒他休眠的勇气,而且鼓荡起迎刃而上的风帆。善良漂亮的程敏在他最穷困、最卑贱、最低谷的时刻成为他的妻子,又在他最危急、最窘迫、最受辱的时刻给他支撑和力量!
  于是,熙高吃饱了饭,穿上呢子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向会场。


四、坚冰解冻 创作热情迸发
  1979年的春天,和煦的东风特别早到。
  这一年,对熙高来说,是高峰,是海啸,也是生命的迸发。
  遭受大批判的羞辱已经过去,下乡带知青的惩罚也已淡忘,粉碎四人帮的狂欢已经落潮,痛定思痛,江山何从的大思维大考究,开始占据了熙高的脑海。
  年前,熙高奉命陪伴舒群先生住在北京一个月,帮助他纠正1958年的冤假错案。此时,他在北京感受到,思想政治空气十分微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报纸上唇枪舌剑。西单民主墙上放的炮,更是胆大包天。北京红墙内的思想务虚会已经开了几次,传出来的新观念令人心惊肉跳。
  种种新思维新观念大大冲击着熙高的脑海,正好同他流血的伤痕和刻骨的记忆重叠。于是,熙高把解放思想同自己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奋笔疾书,通宵达旦,一连炮制了许多篇小说,高射炮似的投寄出去。
  连熙高自己也没有料到,有8篇小说像连发炮般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出来。
  1月号的《人民文学》,转载了《陈老蹲和他的对象》;
  1月号的《鸭绿江》,发表了《一矿之长》;
  4月号的《鸭绿江》,发表了《上访者》;
  52的《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师傅爸爸和徒弟女儿》;
  6月号的《延河》,发表了《七彩飞霞》;
  6月出版的季刊《春风》,发表了《疯姑娘》;
  11月出版的第二期《芒种》,发表了《白纱巾》;
  12月发行的新一期长春月刊《春风》发表了《纽带》。
  在文坛缩手缩脚、余悸未消的灰暗状态下,一个作者以全新的观念,在全国各地一年发表8篇小说,有短篇,也有中篇,漫说本溪前所未有,在全省全国也很少见。于是,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
  引起注意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成了揭发文革的罪恶和伤痕,是伤痕文学的初期产品。
  熙高代表作品是《上访者》。它讲的是两个上访者的故事,暗示在那个黑暗残暴又荒唐离奇的文革年代,你整过我,我整过你,谁都为了保全自己而誓死捍卫,谁的委屈里都有对别人的罪过。熙高对文革中人性的错位、缺失和重拾充满自信,故事蕴涵生活厚度和冲击力。
  《上访者》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无以计数的读者来信。当年举办全国优秀小说评选活动,评委王蒙对《鸭绿江》主任范程说,收到举荐《上访者》的选票达40万张,可惜无缘当选。但这个作品被评为辽宁省建国三十周年的优秀作品,收入《辽宁建国三十周年优秀作品集》,也收入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种集子。
  在成功的鼓舞下,熙高的创作热情更被激发。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几乎年年丰收,发表了约100万字。其中中篇小说《三又二分之一》被评为辽宁省三山杯文学奖,中篇小说《燃烧的暴风雪》被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选载,并改编为广播剧,获全国广播剧评比八仙杯奖和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作品后来编成3个集子出版,即短篇小说集《妻子》、中篇小说集《无奈人生》和《熙高短篇小说选》。
  由于作品遍地开花,引起评论家的重视,各地报刊纷纷发表对作品或作者的评介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能见到的评论文章就有33篇。19822月,中国作家协会吸收熙高为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一连三届推选他为理事,辽宁省文联也一连三届推选他为委员,职称被评为一级文学创作员。本溪市作家协会创立后,他全票当选为主席,主持作协工作十几年,直到退休。
  熙高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就本溪地区而言,有着十分鲜明的开创意义。本溪人参加伤痕文学的大动作,熙高是第一人。作品短时间在全国遍地开花,造成很大影响,并获得一片评介,他也是本溪第一人。
  正是由于熙高的带动和启发,加上亲自创建、主持本溪市作家协会工作直到退休,本溪的文学创作新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繁荣,到21世纪形成繁盛景象,应当说,这其中与熙高的开创和影响关系很大。
  五、身受重托 甘于运筹奔波
  1978年,本溪市文联恢复以后,熙高从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的岗位上调转过来,先任创作室副主任,续任副秘书长,1985年升任副主席,1988年,以常务副主席身份主持文联工作,到1994年离岗,1998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1982年,熙高同文联的安大伦、李一萍一道,亲手创建了本溪市作家协会。开头只有30多人,逐步扩大,到80年代末发展到100多人。
  本溪市作家协会从开始就严格按《协会章程》办事,其中规定领导成员必须海选,坚决不提候选人名单。作家的作品和为人是公开的,无须暗箱操作,选上谁算谁。结果,熙高从第一届开始,每次都被选为主席,并且几乎都是满票。
  大家的信任和重托,令熙高十分感动,他也深深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只有全心全意为大家解忧除困,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于是,他就运筹帷幄,迈开脚步,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广泛网罗人才,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创作。
  熙高先从老前辈入手,当然首先想到舒群先生。舒群先生此时已经落实了政策,全家回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熙高就请舒群当本溪市作家协会的顾问,并通过他请到中国社科院的本溪籍学者作家李侃先生,并请李侃先生回乡做了一次讲座,同时聘为顾问。
  在熙高的劝说下,胡清和先生此时也从文化局转到文联任职,被选为本溪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从事专职创作。
  方未艾,是30年代活跃在哈尔滨的老作家、老编辑,曾经是舒群、萧军等人的老朋友,解放后在山东大学当系主任,50年代初报刊上常见他的名字。听说现在也流落在本溪,岂有不联络之理?于是,熙高带着几个青年人坐火车到南甸子,又步行数里,终于在农村一个石屋前见到了这位白发老人,畅谈很久,也聘他做顾问。从此他老人家几乎次次不落地参加作家协会活动。
  长期被社会压制的老作家、老诗人还有马牧边、张捷、徐竹影,老编辑林希岩、范持、杨耕、薛淑芳、阿明,他们是本溪文学的老前辈,理应联络他们促成老树新花。熙高就发动助手挨家拜访,终于把他们全部聚拢到作协来,或是会员,或当顾问。
  然而,未来的希望还是在青年身上。
  此时孙承初露头角,在全市有了名气。有意从事文学工作,正合事业的需要,于是就将他调入文联,也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熙高的得力助手。
  冯金彦、韩福章都是后起之秀,天资聪明,反应敏锐,功底深厚,精力充沛,调入文联后成为作家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承揽了大部分工作,成为熙高的依赖。
  第二,加强会员交流,促进创作的提高和繁荣。
  那时候,熙高组织作家协会不断举办活动,目的是让分散在各单位的作者有机会相聚、交谈,彼此启发,互相促进。
  张捷是老诗人,50年代初期在沈阳就很有名,新时期以来,老树发芽,创作了大量诗歌,而且语出惊人,发聋振聩。文联为他举办了个人创作研讨会,请各路诗人、评论家到场,对他的创作特点、风格进行剖析,对大家都有启发。
  马牧边是跨越新旧社会的老作家,他的散文《遗落在风尘里》发表在1957年的《芒种》上并因而被打成右派,现在也枯木逢春,又写了大量作品。文联也为他举办个人创作研讨会,总结了许多供别人借鉴的好经验。

  孙承是本溪土生土长的青年诗人,其诗歌清新自然,朗朗上口,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值得总结经验。熙高就选择他做青年作家的代表,举办针对他的思想、作品的研讨会,收益很大。
  第三,扩展耕耘园地,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开发新途径。
  许多同志在报刊上发表很多作品,很想结集出版,扩大读者范围,自己也留个纪念。但是,正规出版社标准较高,自费出版又搞不到书号。于是,以熙高为主编,以辽东文学社为出版单位,为会员解决了这一难题。
  第四,心怀高远,为新生一代搭桥铺路。
  发现、培养、推举青年才俊,是熙高始终一贯的自觉意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联党组决定在《溪水》之外再创办一个纯文学刊物《辽东文学》,党组分工由熙高负责这一工作,他理所当然应当担任主编。熙高考虑,他的助手孙承实际操持一切事务,为什么只给他一个副主编的头衔呢?于是,他一一去做党组成员的工作,主张大胆任命孙承为主编,放手让他工作。表示尽管自己不在刊物上署主编的名位,但一定篇篇稿子审读,担政治责任。这样,他就把青年人推向前台,让他们承担起了重担,而自己在幕后甘做人梯。


 

 


  六、低调做人 清醒认识自己
  熙高的小说创作硕果累累,职务也不低,但他做人低调,工作高标,洁身自好。
  熙高常说,不能做高人可以做好人,不能做好作家可以做好编辑。这基本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一生,辉煌不只在作品,也是作品的组织者,是好人。
  其实,他做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时,作品已经很响,又是一级文学创作员,连市委书记、市长、本钢公司总经理都是他的读者,有时候在开会时或公园里见到熙高,很是尊敬。但是他受宠不惊,平常处之。正因如此,由他领导的艺术家们的整体形象就清高,清高是一种尊严,文联就获得一种宽松和安静的艺术创作氛围和空间,就出成果。
  熙高的形象公认为稳重和端庄,但他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和艺术的生活。他喜爱旅游,热爱名山大川,退休后老夫妻自费旅游,十几年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他们还喜爱各种艺术,世博会、上海博物馆、美术馆、民间艺术馆、城市规划馆以及到上海举办的各种展览他们几乎一次也没有落过。
  熙高把文学创作作为退休生活的一部分,写了3部作品。一是20万字的《文革笑话集》,收集了“文革”时期的笑话400多篇,部分作品在《本溪日报》上连载过。第二部是30多万字的散文集《岁月遗梦》,是熙高几十年,特别是退休后十几年的散文集锦。另一部就是长篇小说《沉陷》。这3部作品熙高都不急于出版,也许因为他的历史观和沧桑感里有了更深刻的东西。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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